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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文学论文
从《茶馆》“前本”考证看现代文学资料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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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从相关文学史料的对读看,关于《茶馆》“前本”,存在创作时间、作品名称和作品内容等三个方面的可资质疑之处。由此,可以发现,现代文学资料建设在文本资料和口述资料方面都存在欠缺、需要提升。 
  关键词:《茶馆》“前本” 《秦氏三兄弟》 资料建设 
  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老舍与中国现代文学叙事的成熟”(编号:2016sjd750025)和江苏省高校品牌专业建设项目“语文教育”(编号:PPZY2015C24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老舍先生的《茶馆》是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公开刊出的就有多个不同的版本。1957年7月在《收获》创刊号上发表的应该是最初的版本;1958年6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较之前版有较多文字及细节方面的修改,应该是吸收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表演人员建议或创造性发挥后与舞台表演基本吻合的版本。此后由于时代因素,《茶馆》在“文革”中以1958年的版本为基础向所谓的“红线”切近而产生多个修改版本,在“文革”后又逐渐向1958年的版本回归。 
  在各版本之外,《茶館》还有“前本”。最早有焦菊隐在1957年12月19日《文艺报》举行的关于《茶馆》的座谈会上提到《茶馆》的初稿。老舍研究者关纪新在《老舍评传》中也提到《茶馆》在定稿之前还有一稿。这些表述均未提及“前本”一词。“前本”之说起于《十月》 
  杂志1986年第6期发表《秦氏三兄弟》时明确以“《茶馆》前本”为副标题标注。无论《老舍文集》还是后来的《老舍全集》,都称《秦氏三兄弟》为《茶馆》前本,并在收录该剧处有如是说明:“一九五七年,作者写完此剧后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征求意见,该院演、导人员建议此剧第一幕第二场的‘茶馆’为主线另写剧本。作者采纳了这个意见,写出了《茶馆》一剧,遂放弃此本。” 
  老舍.老舍文集(第十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254。 
  “前本”之说看似已是定论。从名分说,《秦氏三兄弟》作为“前本”是证据确凿的。 
  但是从身份上说,《茶馆》真是脱胎于我们所见的《秦氏三兄弟》么?我在相关历史资料的阅读中发现很多可资质疑之处。 
  一、关于“前本”的创作时间 
  张桂兴在《老舍年谱》“1956年部分”中说:“同年,《茶馆》脱稿。据《老舍新作〈茶馆〉脱稿》云:‘全剧四万来字……以北京茶馆为背景,通过出入茶馆的一些人物,从侧面揭露出旧社会——戊戌政变时期、军阀混战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黑暗。’(本年12月22日《北京日报》)” 
  张桂兴.老舍年谱(下册)[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679。余思在一篇文章中也说:“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老舍也很激动,想写一个话剧来歌颂宪法所制定的合法公民的普遍选举权使中国人民真正能当家作主,行使民主的权力。1956年8月,他果真写出了这个剧本,还没来得及起剧名,就拿着初稿,来到北京人艺,读给曹禺、欧阳山尊、赵起扬、刁光覃、夏淳等人听……曹禺等人听了剧本以后,一致认为第一幕茶馆里的戏写得生动精彩,后几幕写得不理想。他们研究后认为可以把第一幕作为基础,发展成一个戏……曹禺、焦菊隐、赵起扬带着这个想法,来到老舍家里。老舍听后立刻表态说:‘好!这个意见好!我3个月后给你们交剧本!’果然在3个月之后,这个名之为《茶馆》的剧本有了着落。” 
  余思.剧院与剧作家的双向互促——北京人艺与“郭、老、曹”[J].中国戏剧,1997(11):13。于是之说,1956年10月,郭沬若用《虎符》的上演税,约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中国科学院的部分同志去京郊周口店附近参观中国猿人遗址;在之后的冷餐会上,老舍向大家透露,他的新剧作名字叫《茶馆》。 
  于是之.老舍先生和他的两出戏[J].北京文学,1994(8):30~31。刘章春的《〈茶馆〉的舞台艺术》在“《茶馆》大事记”的首条写明:“1956年12月2日,老舍先生来到北京人艺,在二楼会议室亲自给大家朗读新创作完成的三幕话剧《茶馆》。” 
  刘章春.《茶馆》的舞台艺术[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204。根据以上材料大致可知,《茶馆》的创作时间起点在1956年,那么我们基本可以断定,其“前本”写于1956年并于这年8月完稿,而非1957年。 
  二、关于“前本”的作品名称 
  刘章春的《〈茶馆〉的舞台艺术》中在“《茶馆》大事记”说:“老舍在写《茶馆》之前,写过一个叫《人民代表》的多幕话剧……写《茶馆》的时候,特别是在第一幕里,老舍就借用了《人民代表》的某些情节和人物……在某种程度上,《人民代表》的失败孕育了《茶馆》的成功。” 
  克莹,李颖.老舍的话剧艺术[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408。而在克莹的《患难情缘:老舍与胡絜青》中说:“老舍就是在此种外部条件的宽松和创作思想的转变下写《茶馆》的。《茶馆》最初是老舍写《国会大选》的一幕戏。他把《国会大选》的第一幕写在茶馆里。” 
  克莹.患难情缘:老舍与胡洁青[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224。 
  但是,我们在《老舍全集》中没看到有《人民代表》《国会大选》等剧目。 
  陈徒手在《人有病 天知否》中介绍了这样一些材料:“北京人艺原副院长欧阳山尊对老舍毫不畏惧的写作劲头印象至深:全国普选时,老舍先生写了一家人都成了代表的《一家代表》,人艺也排了。后来觉得这样不够典型,效果不一定好,就停下来了。我们去跟老舍解释,老舍非常痛快:‘你们说不行,就不要了,我再写。’话语中没有丝毫埋怨……没想到他又说:‘我又想写一个,你们觉得不行,我就不写下去了。’(1998年10月16日口述)”“老演员英若诚回忆排练《一家代表》所遇到的尴尬场景:我们排过《一家代表》,歌颂宪法,比较一般。我演一个资本家,正好开始‘三反’‘五反’,戏就不好演了。我们也不客气,对老舍先生说:‘这不灵了。’老舍先生勤奋,不介意,真扔了《一家代表》,重新写新的。(1998年8月18日口述)”“1956年8月,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等人听老舍朗读《一家代表》剧本时,曹禺就敏感地注意到其中第一幕茶馆里的戏非常生动精彩,而其他几幕相对较弱……” 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73。这样看来,《人民代表》似乎是《一家代表》之误,《茶馆》的“前本”是《一家代表》。 
  但这显然是不对的。《老舍全集(第十卷)》“本卷说明”指出:“《一家代表》写于1951年,同年《北京文艺》第三卷第一至二期发表其中第一幕,1985年8月中国戏剧出版社《老舍剧作全集》第4卷收入全剧。”《老舍研究资料考释(上)》也指出:“1951年10月1日,两幕六场话剧《一家代表》在《北京文艺》第3卷第1期开始连载,至11月1日第3卷第2期续载完第一幕后中辍。剧本写一家四口分别当选为教育、救济、学生和护士界人民代表的故事。”③ 
  张桂兴.老舍研究资料考释(上)[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351,347~348。而中辍的原因是该杂志根据1951年11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第八次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调整全国性文艺刊物”的精神暂时休刊(直至1955年5月才复刊)。 
  ③可见,《一家代表》一定为1951年作,不可能是1956年作。《一家代表》虽然涉及“代表”问题,却与“普选”无关。“普选”人大代表是1953年初中共中央会议才通过并于当年首次全国实施的,而我国第一部宪法则是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通过并实施的。《一家代表》中自然不会有任何谈及“普选”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一家代表》中根本沒有任何关于“旧茶馆”的戏。因此,《茶馆》“前本”不可能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家代表》,欧阳山尊及英若诚显然记错了。 
  可以肯定的是,《秦氏三兄弟》这一作品名称并没有人(包括作者家人)在回忆中提及,哪怕是与之相似的名称。舒乙在《由手稿看〈茶馆〉剧本的创作》(同样发表在《十月》杂志1986年第6期,而从内容看则应该是当年4月在香港的讲话稿)中谈“前本”的发现时,也没有使用 “秦氏三兄弟”的名称,而称“前茶馆”,并说明稿件首页上有老舍亲笔所题“茶馆”二字。⑤ 
  舒乙.由手稿看《茶馆》剧本的创作[J].十月,1986(6):136~139。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两个问题:一是《秦氏三兄弟》一剧的名称显然为后人所加,并非老舍自命。相似情况还有《鼓书艺人》(The Drum Singers),因为是由马小弥从英文译为中文,所以也算是后人所加。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非常书面化,与老舍作品命名口语化的风格完全不搭调。但是,《秦氏三兄弟》发表及收录的各版本对此都未加说明。二是舒乙说“稿件首页上有老舍亲笔所题‘茶馆’二字”,这当如何解释呢?毕竟茶馆的场景只是该剧四幕中的一场罢了,前后也没有与茶馆相呼应的内容。舒乙依此否定了《人民代表》的说法,认为此作才是《茶馆》“前本”。⑤ 
  显然,其并无逻辑上的依据。余思的文章中说“还没来得及起剧名”。这或有可能,但如老舍这样的老作家,深知题为文眼,不取名就去征求意见可能性不大。 
  三、关于“前本”的内容 
  焦菊隐在1957年12月19日《文艺报》举行的关于《茶馆》的座谈上谈到《茶馆》的初稿时,有这样的表述:“第一幕是作者原来写的一个关于‘普选’的剧本初稿中的第一场。原来是写兄弟三个:一个是谭嗣同派;一个是保皇党;另一个主张实业救国。”“一直写到解放后”。 
  焦菊隐等.座谈老舍的《茶馆》[J].文艺报,1958(1):19~23。然而,《茶馆》第一幕戏在《秦氏三兄弟》中却是第一幕第二场。而且,《秦氏三兄弟》中老三秦叔礼充其量只是个满身恶习的“小地痞”,我们找不到什么细节可以认定他是“保皇党”。此外,《秦氏三兄弟》第四幕的时间是“一九四八年春”,显然未到解放后。从焦菊隐的身份及说此话的时间看,他的话不会与真实的情况有太大出入。 
  于是之曾在一篇名为《论民族化》的学术文章的提纲中,提到曹禺接触到《茶馆》第一幕时的那种狂喜:“我记得读到《茶馆》第一幕时,我的心怦怦然,几乎跳出来。我处在一种狂喜之中,这正是我一旦读到好作品的心情……” 
  刘章春.《茶馆》的舞台艺术[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186。然而,我们可以看到的《茶馆》的第一幕与《秦氏三兄弟》的第一幕第二场在总体构思上是一致的,只是在人物与部分细节上有所差异。如果“前本”就是《秦氏三兄弟》的话,那么曹禺实际上对于这一场已经研究得很细了,不可能在看到《茶馆》时有如此的惊讶。我以为“前本”的第一幕第二场与《茶馆》的第一幕的区别应该相当突出,因此,“前本”不应当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秦氏三兄弟》。 
  林斤澜回忆中提及《茶馆》“前本”的题材来源,说:“最初是以天津工商业家凌其峻一家为基础,派人帮着采访,向他汇报‘素材’。” 
  林斤澜.林斤澜文集(六)[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442。 
  这似乎与《秦氏三兄弟》中的秦仲义暗合。同时,其他材料所反映的“前本”内容也都显示与《秦氏三兄弟》的内容最为接近。因此,我认为《茶馆》“前本”应该另有其本,极有可能被命名为《人民代表》,这也是胡絜青言之凿凿而欧阳山尊、英若诚产生误记的原因。而且,这稿也是《秦氏三兄弟》的前身,较之于《茶馆》,《秦氏三兄弟》的内容与之更为接近。此外,《秦氏三兄弟》作为过渡版本则应该是老舍在创作、修改《茶馆》的同时,对“前本”不忍抛弃,修改而成的,而修改的时间可能是1957年(可能手稿有标注,但舒乙文稿中未说明)。这或许是《老舍文集》《老舍全集》将《茶馆》的“前本”误认为是1957年所作的原因。 
  当然,前本也有确是《秦氏三兄弟》的可能,它的前提是:焦菊隐的所谓“保皇党”是时代性的“扣帽子”,“第一场”则是误记;曹禺的那段回忆表述不当;胡絜青等人的陈述与事实有极大的偏差……我的判断作为一种推测,正确与否还需要有更多、更详尽的史料给予证明。总之,《茶馆》的“前本”应当作为一个悬案而非定论。 
  四、关于口述史及现代文学资料建设的反思 
  关于《茶馆》“前本”问题的考证是典型的史料问题。其中反映出两个比较突出的现代文学资料建设的问题: 
  (一)文本资料建设乏力 
  中国现代文学文本资料除了《鲁迅全集》因集全国学者之智慧而编注严谨之外,其他作家的文集、全集都因投入财力与智力的局限而编注讹误、差错、漏缺等问题难免,使之在研究中的权威性减色。这一方面是因为资料建设在学术评价体系中地位尴尬,迫使学界众生都云集于理论与宏观研究之中,对资料建设毫无兴趣;另一方面是因为现代作家的手稿等资料很多都保存在其子女的手中,而子女往往根据自己的尺度,出于“避尊者讳”的动机,对资料加以筛选呈现,使研究者只能获得片面的信息。 
  (二)口述资料亟待加强 
  口述史使历史在文本形态之外,增添了新的来源。 
  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史最早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国内不少学者由于研究的需要也零星地进行着口述史料的收集工作。在现当代文学特别是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口述史料提供了丰富而鲜活历史素材,对研究者拓清历史真实,丰富历史认知有不小的帮助。但是,目前真正从事这项工作的学者极少。而且,历史参与者会在时间的流逝中老去,这项工作一定是越拖越难、越做越少的。当然,口述史料自身的特质又决定了在对其引证使用时,要慎之又慎。本文关于《茶馆》“前本”的考证过程表明,对口述史料不可偏信。因为口述史料形成往往是多年后的追忆,叙述者常常处于记忆力衰退的晚年,加之叙述者作为参与者具有双重角色,会带来叙述中的取舍等问题,所以口述史料的采用必须有内外资料的互证。 
  总之,上述问题的存在决定了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非常需要史料考证的投入。然而,当下的学术研究中,“成果”的功利性导向过分突显,资料工作很难受到学界与体制的认同与重视。因此,学者们也就很难沉下心来对文学资料加以研究整理,更不会花时间在史料的考证上,而是但凡有点一手“新”材料,就急切地搞出“成果”。这是不是我们这个学科研究需要反思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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